由亚洲金融危机深化且还在扩展所引发的关于国际短期资本流动要不要管制的争论，近期在世界范围内热潮汹涌，相当多的著名经济学家不期介入。争论的焦点在于，国际短期资本流动的管制，会不会对市场经济体系产生破坏，从而影响甚至于阻止世界贸易与经济的正常发展。争论自是见仁见智，立论鲜明，针锋相对到几乎没有任何“中性”观点。但不论一些学者如何为短期资本自由流动，特别是为投机资本的自由流动进行辩护，也不论如何将近期出现的危机归结于资本流动之外的诸多原因，不争的事实是，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7月开始的亚洲金融危机，以及在拉美地区出现的货币问题等惊世灾难，都是国际短期资本流动所直接导演的。1998年8月，在中国的香港特别行政区，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香港政府与国际金融炒家之间的“肉搏战”。炒家运用巨额的资本迅速流动，从汇市到股市到期市，以1997年一度得手的经验，向香港市场全面宣战，试图获得优厚的投机回报后逃离，再寻他处“有缝的鸡蛋”，只是在香港特区政府首次直接干预之下未能得逞而已。这大约是关于投机资本为金融灾害之源最新的证明。墨西哥也好，亚洲“受灾”的国家和地区也好，虽然都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却在自由市场经济方面走得较远，说其为自由市场经济体系绝不为过，香港则是名望极高的自由经济地区。短期资本或投机资本对于这样国家与地区的冲击，自然是对于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的冲击———过于自由的短期资本流动已经明明确确地走到了市场经济制度的对立面。
世界贸易与经济的发展是通过资源与产品的流动实现的。在经济学的经典作家那里，我们就读到过所谓的“比较成本效益”，“国际分工优势”等万世不衰的论点，也体悟着人类从早期就开始了的自由贸易与经济交往所累积而来的今天的繁荣。世界毕竟是相互依赖的，没有管理与界限的资源与产品流动，必将最小地耗费资源而最大地取得效果，造福于人类社会。因此，无论如何看待资源与产品的自由流动，都不为过，这也就是千百年来经济自由主义不曾弱化的根源。在人类社会进化到资源与产品的流动通过货币形态来完成后，货币资本所代表的贸易和经济行为，货币资本运动背后形成的贸易往来和经济运动，也就格外地引人注目。当将货币资本的流动完全地看成是资源与产品流动的表现时，人们也就对货币资本流动有了本能性的赞许与维护，任何对于货币资本流动的阻碍，任何对于货币资本流动的逆言，都无例外地受到指责与攻击。这原本无可非议，问题是，人类在创造资源与产品流动市场的同时，又创造出了所谓的金融市场与金融衍生产品市场。货币资本流动在某些情况下，并不代表实质性的资源与产品运动，而只是一种“自动”，一种支配资源与产品的权力的运动。在这种市场上的货币资本流动，结果只是为了货币资本本身量的增加，而不在乎有无实际的经济运作。加之，货币运动对于真实资源与产品的脱离，创造出来了一种巨大无比的投机可能，而且是快速到可追光速、音速的程度。显然，任何在这种市场上由货币资本流动所带来的支配资源与产品权力格局的巨大变化，即一方巨额地得到而另一方痛苦地丧失，必然是灾难无疑。
显然，国际短期资本流动并非都是投机资本流动，并非都必然地带来经济与金融的灾难。但短期资本流动都是具有强烈冲击力的，已肯定无疑。理论的分析表明，短期的投机性资本流动，有着流动操纵者主观上冲击一国或地区经济与货币体系的直接意图，炒作迹象清晰可辨；而一般性的短期资本流动，并不存在主观上的投机性，流动的目的通常用于短期弥补支付空缺，或是临时运用作为支付的过渡。这对于资本的提供者，有种“助他性”在内，而对于资本使用者，则是非常明确的“瞬时用途”，资本的提供者与使用者通常直接地面对。但是，不论是否有投机动机，短期资本运动通常在规模较大时，潜伏着风险与危机的因子。这是因为，任何短期货币资本的流入，特别是较大规模的流入，都是对于市场失衡的一种暂时性、强制性平衡，或者是对于相对均衡市场的一种暂时性、强制性破坏，会使市场达到一种新的均衡或是失去原有的均衡。在如此的资本能够较长时期存在于市场的情况下，能够使市场产生相对平稳的内在循环，稳定整个经济的运行；而当如此的资本在时间上有着流出迅速的规定性，新的平衡在未形成之前又产生新的失衡，期望整个经济体系还能稳定地发展，那当然就是痴人说梦了。可见，短期资本流动有着对于风险与危机的内在关联性。
一般的短期资本流动尚存冲击力，投机资本的流动自是更令流入的市场恐慌了。与一般的短期资本流动相比，除了运作者动机上的不同外，投机资本流动具有双重的破坏性。一是流入与流出迅速形成市场的巨大波动，是新的均衡与失衡交替作用的不祥之源；二是货币投机资本具有特殊的“造市””功能，即推动特殊市场（如证券市场、金融衍生产品市场等）价格暴涨或是暴跌的力量，使投机资本在推动市场的畸形运动中赢得巨额收益，对于大多数投机者而言，最大的投机机会是“自己”造出来的。就此来说，允许或是鼓励投机资本的流动，也就是鼓励对于流入国或地区经济与市场进行破坏的别名。虽然说实行市场经济制度的国家大多不直接地反对一定程度的投机，但却没有对于投机资本流动的热烈期望与鼓励，就连市场经济规则较为完善的西方国家也不例外。
其实，在市场经济制度下，货币资本不论是长期的还是短期的，也不论是一般的还是投机的，其本性都是获取利润。在市场运作出现巨额收益机会时，长期资本可能向短期资本转化，一般的短期资本流动也会向投机资本流动发展；同时，货币资本本身还会在如此的市场运作中，加深“机会”的程度，“创造性”地增大收益的空间。货币资本本身并没有自我约束力量，它的无限制性的自由必定是流动所到之处的灾难。这是历史经验，也是理性分析能够认可的。在我们还远没有达到人类社会政治大区域化或是全球化的格局下，在存在各种各样国别性货币的格局下，如此的经验必有重演的历史规定性，我们的理性也就深深地有着历史认识论的浓厚色彩，与历史经验明显地具有一致性。因此，没有对于当今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资本流动的国别性政策限制，特别是对于短期资本，对于短期资本中的投机资本的管制，当事国或是地区经济和金融灾难，以及由它们带来的政治与社会不稳定，都只是时间问题。由此而及的，是如此灾难深化所引发的“多米诺效应”祸及相互依赖存在着的其它国家或是地区，人类社会经过痛苦奋争而来的财富积累与制度知识积累，都必定受到严重损害，其中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也会由于深刻的灾难而使人类社会对其产生怀疑与忧虑，自由也就自然地被“自由”所毁灭了。说到此，对于短期资本流动的管理与控制，与其说是对于自由市场经济的破坏，不如说是对于自由市场经济的一种特殊历史性维护，有了它，市场经济的发展可能是稳定型的，而没有它，市场经济可能是巨大起伏型的，这只不过是走向自身灭亡的前奏而已。
我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能够经受住考验，基本原因就是对于货币资本流动的直接管理，或者说，我们没有在条件不成熟情况下完全地打开资本自由流动这扇门。其实，相对于国际短期资本迅速流动而产生投机因素来说，完全打开资本自由流动大门的条件是永远也不会成熟的，因为任何资本都有向短期资本转化的内在经济驱动力，任何资本也都有向投机资本转化的经济驱动力，更不用说那种直接“有备而来”的造市投机资本。就此论之，只有当货币资本消灭时，相应的投机的可能性才能消灭，相应的资本流动管制才不必要，但这也就消灭了市场经济的存在，系无稽之谈。这也说明，在国家制度存在的情况下，在市场经济制度存在的情况下，在国别性货币相对立而存在的情况下，对于短期货币资本，我们只有一条道路可以选择。这就是稳妥地、逐步地打开资本流动的大门，永远地相对于国际短期资本流动进行相应的管制，此举是在维护一国或地区的经济发展，也是在维护世界经济的正常稳定发展，更重要的，是维护世界自由市场经济体制：用那种“不自由”的管制，消灭反自由市场经济的力量。要知道，短期投机资本者的活动，本身就是一种对于自由市场经济的“人为”巨大干预，不是对自由市场制度的遵循，而是对于市场自由制度的反动。进而论之，对于短期资本流动进行管制的最后意义，就是让那些游离于社会实体经济之外的短期货币资本最大可能地长期化，成为人类社会经济进步的动力而不是破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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